说起西方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，不承认是不行的，至少是一种“驼鸟情绪”，但我们应该明白，这种影响是怎样产生的或是在怎样的境况下产生的（特别是其中的过程及效应）。
我们还得承认，绝大部分小说作者是读不了西方小说原著的。他们读到的只是译作，或者说，他们不得不依赖翻译家，至于翻译得如何，那就只能是“天知道”了。退一步讲，即便是讲究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翻译家，也极难从根本上保持思情、语言、韵律等方面的“原汁原味”。说实在，从西方到东方，每一部优秀小说的翻译，都可能把一些最值得借鉴或回味的艺术因素丢到太平洋里去了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其实，凡中国小说作者读到的西方小说译作，可借鉴、可启示的大抵只是作品的叙述结构或人物刻画的大致走向——如果觉得语言不错，那也只能说是翻译家的功夫；至于其中的情调或韵味是否保持了原来的模样，对绝大多数中国小说作者来说，也只能是“天知道”。譬如，海明威的语言风格，福克纳或索尔·贝娄的语言风格，有几个中国小说作者弄得清楚。可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创作，语言恰恰是最重大的艺术因素之一。
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，中国小说作者在亮出自己“最喜爱”或“最推崇”的西方小说家时，还是严肃谨慎一点儿好，因为在你搞不明白对方的创作、甚至连作品还没有读懂的时候，就似懂非懂地声称自己的“最喜欢”或“最推崇”，怎能不弄出一点儿笑话？到了这种地步，被人批评一声“崇洋媚外”，大约也不算出格。
实话实说，要吃透或弄明白任何一个卓越的西方小说家，并真正做到“受益匪浅”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其中的道理恰如一个西方汉学家要搞清楚任何一个中国作家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更何况，你还不懂对方的语言。
我曾写过关于“双语作家”的论文，说的是一个作家除了母语之外，还通晓外语或异民族语言，以及与此相关的“创造优势”——这样的“双语作家”在新文化运动史上曾经卓有建树（不仅是数量），但在当代便越来越少了。说到底，文学（或小说）的问题，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问题——只有当你依仗语言的通道进入一个异样异质的文学世界时，才称得上是一种刻骨铭心的“进入”，而其中所能发生的“影响”（或某种冲击），不只是怎样写小说，而且或更重要的是眼光、思路、文学观念之类的深刻碰撞，乃至生长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于世界、对于文学的看法。
即便是如此，中国小说作者还得写中国的小说，因为你是中国人，只配写中国的小说，别无选择。鲁迅、巴金是如此，郁达夫、老舍、钱钟书等也是如此。实际上，通晓外语或大量接受异域文学，只构成一种冲撞或融汇，真正给一个作家以强大“影响”的，还是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传统——这是一种事实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。学习一点儿西方小说艺术是好事，但承认自己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或开拓者，不仅光彩，而且光荣，就如承认自己受中国古典名著“影响”是一种得益无穷的过程一样。自觉接受西方小说的“影响”，当然与我们的文学环境长期被封闭相关，也与我们的伪文学状态或歪曲传统的做法相关，但就因为如此，便抵触中国文学或羞于说受中国小说家的“影响”，那便有点儿“吃里扒外”的数典忘祖了，起码是在赶一种莫名其妙的时髦，甚至是一种很荒唐的媚态——你是用方块字写作的作家，难道用方块字留下的大著名作对你不产生“影响”？不是浅薄无知、不顾事实，也是故作姿态的矫情，而作家矫情到这般地步，也确是有点儿可悲可怜了。
一部小说在西方得了奖，就“文学传通”来说，自然是好事，但也得掂掂自己的斤两：一是你写的依然是中国小说，二是人家读到的也不是原作，而是被人翻译了的作品——实际上，已不全是原作者的作品了，而其中的原理，与中国人读翻译作品是一样的：如果译得好，还可以使你的作品在西方人的眼中增添光彩；如果译得不好呢？或者是你的小说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新的艺术因素，而只是因为某种大胆激烈或迎合赢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的青睐，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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